著名作家余华与浙大学子聊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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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余华与浙大学子聊文学

　　“能坐在台阶上听完全程，已经足够幸福了!”4月1日，著名作家余华第一次走进浙江大学，与浙大学子畅聊他与文学的那些事儿。活动开始前2个小时，会场外就排起了长龙，不少没抢到票的学生希望碰碰运气“抢张站票”一睹大师风采。

　　副校长何莲珍出席活动并致辞，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教授主持，并代表观众提出了几个大家最关注的问题。

　　曾经为改变命运上路，现在却发现早已离不开

　　许钧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为何你会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听到这个问题，余华想到了1998年跟苏童、王朔、莫言一起去意大利参加文学论坛时的经历，“当时主办方让我们讲讲是怎么走上文学道路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回顾自己的从文经历。”

　　1978年，高考两次失利的余华被分配到县城医院，成了一名钳子都不太会使的牙医，并在之后的五年时间里拔了上万颗牙。那时候，余华认为，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是口腔，而最令人羡慕的职业是可以在街上自由闲逛的文化馆员。“虽然认识的字不多，但写小说还是够用了。”梦想通过写作成为一名文化馆员的余华开始向全国各地的文学杂志投稿，并脱颖而出。

　　如果说走上写作的道路是为了改变命运，那几十年后的现在，文学之于余华又意味着什么呢?余华说，在文学道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后发现，自己已经离不开它了，因为它的身上散发着一种“历久弥新”的光辉。比如，站在法国街头等人吃饭时，看到夕阳西下，来去匆匆的行人即使偶有身体碰触却终是陌生人，他会想到欧阳修的“人远天涯近”。再比如读到海涅的诗句“死亡是凉爽的夜晚”，他会回想起幼年酷夏时期，因医院太平间的门被盗，睡在里面倍感凉快的经历。

　　余华说，有时忘记的文字会突然重新闪现，又有些文字会勾起已淡去的珍贵记忆，但是当文学与个人经历相联结，它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了。

　　阅读经典，阅读时代最伟大的作品

　　“你读过很多书，那阅读是一种相遇还是一种选择呢?阅读与你的写作或者你的人生之间有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是许钧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1985年冬天，余华参加了《北京文学》改稿班，将自己的新作《十八岁出门远行》交给著名文学评论家李陀审读。“你已经走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列了。”李陀看完之后高度赞扬，与此同时也好奇一个从小县城成长起来的青年为什么能写出这样出彩的先锋文学。余华回答自己也不知道，就是单纯觉得这样写“有意思”。

　　而他口中这种“有意思”的写法，正是来自于广泛的经典阅读，“当时北京著名文学评论家在读的名著我都读过。”余华说，阅读对作家创作是很重要的，正是因为受到卡夫卡的影响，他才写出了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并被《北京文学》提前刊发在1987年第1期头条。余华告诉在场同学，要阅读伟大、拒绝平庸，在读一本书的时候，应该关注它的优点而非缺点，因为只有优点能够帮助自身得到成长，才是有真正意义的部分。

　　许钧补充道，读书有两种，一种是教科书，另一种是能够打开人生的书。而后者是更重要的。对于写作而言，就是要找到可以让自己再进一步的真正的好书。

　　描写苦难，是为了逼近人性的深刻与必然

　　“余华看起来幽默可爱，写作起来却特别狠心残忍。你为何如此热衷于写人的苦难呢?”许钧教授问出了很多读者关心的问题。余华说，文学跟教育一样，都是跟人打交道，文学最本质的吸引力就在于对人性的理解和描述。人无法逃脱苦难，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快乐的人，但余华在揭示人性时总是如“命运安排一般地”创作出“自己口袋里没有的东西。”

　　《蒙田随笔》如何描述人在承受巨大痛苦时的状态和因感动而产生的宽恕?西班牙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在《如此苍白的心》中如何用一个令人想象不到的细节来表现一个惊慌失措的父亲?余华用具体案例带领观众解读名著如何揭示和表现人性。

　　《许三观卖血记》是余华的代表作之一，主人公原型从何而来呢?余华回忆，当时他偶然在北京王府井街头遇到一个泪流满面的中年男子，他沉浸在痛苦中的模样跟周遭的繁华格格不入。看到这一幕，余华联想到幼年时在医院供血室看到的买血、卖血场景。

　　一日，一个画面钻进了余华的脑袋：一个人死了之后，接到殡仪馆打来的电话，说“你火化迟到了”。而这个灵感也成为了《第七天》的开头。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蕾梅黛丝床单要飞上天，连上帝都要拦不住的描写就来自现实中床单要飞走的灵感。而余华说，无论是写实小说、荒诞小说、甚至志怪小说都需要有现实支撑，而写作的终极目标是为了逼近人性的深刻与必然。

　　具有双重身份的他，在带着使命感写作

　　作家是为读者写作吗?面对这个稍显老生常谈的问题，余华说，作家是无法也没有必要为某个单独读者写作的，但与此同时又是在为“同时身为读者的自己”而创作。

　　“作家写作的时候有双重身份，一种是作者的身份，还有一种是读者的身份。我写作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这句话好像写得不好，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读者的身份在说话。作者的身份是把情节、细节往前推进，读者的身份是不断修改、把握分寸。”回答观众提问时，余华还回忆到创作《活着》的一年时间里，写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流畅自如并没有特别的感触，但修改的时候却从头哭到尾。正如许钧总结的“余华写作的时候是作家，修改的时候就是读者了”。

　　除了在作家和读者的双重身份中进行转换，作为全球最具影响力作家之一的余华，还进行着频繁的跨文化交流。在这个过程中他又收获了什么呢?

　　余华的答案是发现自身，更发现自己所处的时代。“中国人在40年间就经历了欧洲400年的动荡万变。如果没有与外域文化进行交流，可能很难意识到我们的祖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变化。”他借用《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告诉观众，每个人都拥有用之不尽的财富，或许我们在当下还未发现，但是当我们离开再回来时，就会发现自己身上的使命。反映两个不同时代冲突的《兄弟》，就被余华认为是自己最重要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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